译文
从南面登上碣石宫,望向远处的黄金台。
丘陵上已满是乔木,燕昭王到哪里去了?
宏图霸业今已不再,我也只好骑马归营。
注释
燕昭王:战国时期燕国有名的贤明君主,善于纳士,使原来国势衰败的燕国逐渐强大起来,并且打败了当时的强国——齐国。
碣(jié)石馆:即碣石宫。燕昭王时,梁人邹衍入燕,昭王筑碣石亲师事之。碣石,指墓碑。碣,齐胸高的石块。
黄金台:位于碣石坂附近。相传燕昭王置金于台上,在此延请天下奇士。未几,召来了乐毅等贤豪之士,昭王亲为推毂,国势骤盛。
尽:全。
安在哉:宾语前置句,“在安哉”的倒装,在哪里之意。
霸图:宏图霸业。
已矣:结束了。已,停止,完结。矣,语气词,加强语势。
驱:驱使。
复:又,还。
参考资料: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杜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参考资料:
万岁通天二年(697),武后派建安郡王武攸宜北征契丹,陈子昂随军参谋。武攸宜出身亲贵,全然不晓军事。陈子昂屡献奇计,不被理睬,剀切陈词,反遭贬斥,徙署军曹。作者有感于燕昭王招贤振兴燕国的故事,写下了这首诗歌。
参考资料:
陈子昂(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市)人,唐代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组诗《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等。陈子昂与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