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五代史阙文》为宋朝作者王禹偁所著。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龙川别志》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风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
《九州春秋》 一书,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唐才子传, 是记载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的汇编集。撰者为元代文学家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大唐西域记》,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
《吴船录》,宋范成大著。上、下二卷。书中对沿途名胜古迹如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黄州、庐山等记载尤详,且时有考证。
《都城纪胜》,南宋笔记,作者是耐得翁(生卒年不详),姓赵,当为南宋宁宗、理宗时人,其身世事迹无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写成该书。
《庐山记》,古代中国宗教人文地理志。共三卷,附《庐山纪略》一卷。封面及书名页题“四库全书所收守山阁丛书残本、日本大正刊大藏经所收大谷大学藏本及元禄十年刊本合教本”书题:“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教本”、“重修庐山志副刊品”。
《北户录》是唐代岭南中国风土录。三卷。段公路著。约咸通十二年(871)从茂名归南海。其先仕南粤,后官万年县尉,是书为作者亲自南游五岭间采撷民间风土、习俗、歌谣、哀乐等而作。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具有三教真理的结晶,和万古不易的教人传世之道,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名贤集》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之一,具体作者不详,从内容上分析,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有些还渗透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其中不乏洞察世事、启人心智之句。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文学体裁为对话体。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争论的核心是桑弘羊之首倡导的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为当今的中国很有借鉴作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本书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
《中说》反映王通的思想,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