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大学章句集注》是由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所著。是朱熹对《大学章句》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魏书》,北齐魏收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内容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0卷。
《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陈书》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唐朝人姚思廉所著,凡三十六卷,记南朝陈朝史。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我们收录的就是今本《竹书纪年》。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本书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明崇祯十七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本书编年为纲,杂以纪事本末、传记形式。各卷按年分事记述,但编年不编月,有些事目中,又多以事件为题,也有传记、章奏、诗文。每卷几乎都有“志异”,专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
《五代史阙文》为宋朝作者王禹偁所著。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全书共四卷。唐赵元一撰。本书是记载德宗避难奉天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体例是按日叙事,多记功臣勋业及逆臣言行,以示惩劝,并常作简短评论。其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虽间有失实之处,不足为病。
《九州春秋》 一书,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该书以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专记南明福王政权的七件大事,是研究南明和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都城纪胜》,南宋笔记,作者是耐得翁(生卒年不详),姓赵,当为南宋宁宗、理宗时人,其身世事迹无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写成该书。
《岭外代答》刊刻于淳熙五年(1178年),宋代地理名著。周去非撰,共十卷。 淳熙中官桂林通判。系随事条录见闻。东归后因问岭外事者甚多,书以代答,故名。于淳熙五年(1178)成书,共10卷,20门,294条,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今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宋代史学名著,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