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西夏书事》是纲目体西夏编年史,共四十二卷。清吴广成编撰。吴广成(生卒年不详),字西斋。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博闻而精史学。嘉庆、道光间,以西夏割据西北数百年而史书记载阙略,乃悉心搜采唐以下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历十年编成此书。
该书共5卷,作者是一代文豪、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韩愈,是唐代唯一没有佚失的实录,但在唐文宗时期因直笔书写禁中之事、触犯宦官利益而遭到修改。有人认为作者韩愈和宦官俱文珍等关系密切,因而这一实录中涉及宦官的文字语多回护,但毕竟是留下了有关顺宗及其有关时期情况的第一手记录,弥足珍贵。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馀,闻喜人,官右补阙。其名见《新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其事迹则无可考焉。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
皇甫谧著一本高士传,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青年时代,即勤于学习,以著述为务,对经史各家均有研究,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表现了他在文、史方面的才华。现存的《高士传》分上、中、下三卷,采尧、舜、夏、商、周、秦、汉、魏古今八代之士,立91传,其中《长沮桀溺》、《鲁二徵士》一传记2人,《四皓》一传记4人,共记96人。
《越绝书》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
南宋陆游撰,凡十八卷,纪传体南唐史书。其中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记述南唐自公元937年先主李昪建国至975年后主李煜在位时为北宋所灭共39年之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扼要,保存了大量关于南唐史的珍贵史料,为南唐史中之佳作。陆游认为马令的《南唐书》未尽其善,于是对其删繁补遗,重加编撰,仍名为《南唐书》。陆游在撰写此书时,提出的修史原则是:“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辞;以众论所存,刊野史小说之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蛮书》为唐朝时樊绰所著的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共十卷。
《庐山记》,古代中国宗教人文地理志。共三卷,附《庐山纪略》一卷。封面及书名页题“四库全书所收守山阁丛书残本、日本大正刊大藏经所收大谷大学藏本及元禄十年刊本合教本”书题:“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教本”、“重修庐山志副刊品”。
《通典》书名,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中记述了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
《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名贤集》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之一,具体作者不详,从内容上分析,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有些还渗透了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其中不乏洞察世事、启人心智之句。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训蒙骈句》按韵部的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知言》是中国宋代胡宏的哲学著作,初稿系论学语录和随笔札记,后经多次校订而成书。《知言》原本至明代已不见传世,明弘治年间新安陈敏政于吴中得旧本,整理编次别为6卷,世间始有刻本,然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传本《知言》字句舛谬,次序颠倒,多失其真。今所传版本,有明吴中坊刻本、明刊《诸子萃览》本、《格致丛书》本、《子书百种》本、清粤雅堂本等。
《中论》,徐干著作,是一部政论性著作,系属子书,其意旨:“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 所以,历代史书除《宋史》将其列入杂家类而外,其余者均将其列入儒家类。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二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又《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通过分析历代官私书目对《中论》一书的著录情况,可知该书是在宋代出现残阙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