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松漠纪闻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始於留金时,随笔纂录。及归,惧为金人搜猎,悉付诸火。既被谴谪,乃复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寻有私史之禁,亦秘不传。绍兴末,其长子适始校刊为正续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补所遗十一事。
《五代史阙文》为宋朝作者王禹偁所著。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越绝书》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该书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岭外代答》刊刻于淳熙五年(1178年),宋代地理名著。周去非撰,共十卷。 淳熙中官桂林通判。系随事条录见闻。东归后因问岭外事者甚多,书以代答,故名。于淳熙五年(1178)成书,共10卷,20门,294条,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今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入蜀记》是南宋陆游入蜀途中的日记,共六卷,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末,作者由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五月十八日晚起程,乘船由运河、长江水路前往,历时160天,五个多月,经今浙、苏、皖、赣、鄂、渝六省市,于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到达夔州任所。路上写每日经历(很少几天只记日期而没有记事),记一天经过什么地方,游历或舟中所见,会见什么人等。较多的是写景物,写观感,间或考证古闻旧事。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的行政性质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
《增广贤文》为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功、立言、立业”皆以 “立德”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中说》反映王通的思想,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民间视为奇书、天书。《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集儒、法、兵的思想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同时以道、德、仁、义、礼为立身治国的根本、揆度宇宙万物自然运化的理数,以此认识事物,对应事物、处理事物的智能之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刘邦定江山。
《三略》原称《黄石公三略》,是著名的古代汉族军事著作,属于道家兵书,与《六韬》齐名。 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当时武学必读书《武经七书》编入。目前,该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将领必读的书籍之一。
《将苑》是中国古代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军事著作。《乾坤大略》的指导思想是专论大端,即专论“王霸大略”。览天下之大势,求帝王之得失成败,阐述逐鹿问鼎、扭转乾坤的大方略。对于此一性质,作者王余佑明确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各有专书,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