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
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汉官六种”是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六种关于汉代官制、礼仪的著作的总称,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六种书。此六书于唐宋以后散佚,现在只能看到元人和清人的辑本。后由清人孙星衍编辑成《汉官六种》十卷,收入《平津馆丛韦》。
本书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明崇祯十七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本书编年为纲,杂以纪事本末、传记形式。各卷按年分事记述,但编年不编月,有些事目中,又多以事件为题,也有传记、章奏、诗文。每卷几乎都有“志异”,专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
《五代新说》二卷,唐代徐炫撰。该书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史实,分门别类为三十篇,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吴越春秋》着录于《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皆云赵晔撰,十二卷。然而今本只有十卷。
《大唐西域记》,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
《吴船录》,宋范成大著。上、下二卷。书中对沿途名胜古迹如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黄州、庐山等记载尤详,且时有考证。
宋代史学名著,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
《读通鉴论》是明代王夫之所著的一部史论。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30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具有三教真理的结晶,和万古不易的教人传世之道,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文学体裁为对话体。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争论的核心是桑弘羊之首倡导的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为当今的中国很有借鉴作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训蒙骈句》按韵部的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本书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
《春秋繁露》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中说》反映王通的思想,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
《知言》是中国宋代胡宏的哲学著作,初稿系论学语录和随笔札记,后经多次校订而成书。《知言》原本至明代已不见传世,明弘治年间新安陈敏政于吴中得旧本,整理编次别为6卷,世间始有刻本,然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传本《知言》字句舛谬,次序颠倒,多失其真。今所传版本,有明吴中坊刻本、明刊《诸子萃览》本、《格致丛书》本、《子书百种》本、清粤雅堂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