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魏书》,北齐魏收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内容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0卷。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起居注。记录隋末李渊自起兵直到占领长安、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天史事的史书。共3卷,唐温大雅撰。温大雅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随军撰成该书。该书所记史事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有出入。
“汉官六种”是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六种关于汉代官制、礼仪的著作的总称,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六种书。此六书于唐宋以后散佚,现在只能看到元人和清人的辑本。后由清人孙星衍编辑成《汉官六种》十卷,收入《平津馆丛韦》。
松漠纪闻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始於留金时,随笔纂录。及归,惧为金人搜猎,悉付诸火。既被谴谪,乃复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寻有私史之禁,亦秘不传。绍兴末,其长子适始校刊为正续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补所遗十一事。
该书以记载明末清初两代名臣、文士言行轶闻为主,对当时的政坛大事、典章制度、文坛风气以及社习俗也多有涉及,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
《英雄记》,作者是王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的传记.该书全书已佚,存在书名讹误、材料真伪与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据史料分析,其主体部分当写成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作者归曹前,反映了曹操统一北方以前汉末群雄割据时代最宽泛的“英雄”概念。
《越绝书》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该书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本书为记录南唐至宋初江南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人云全书凡八十四传。今仅存十卷,首三卷分载南唐三主事迹,后七卷皆南唐诸臣传,凡三十四传,较宋人所见,已缺五十传。所记南唐史事,偶有疏略讹舛,宋人已多有指出。但亦多存南唐君臣的珍闻轶事,颇有他书未见者。
《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岭外代答》刊刻于淳熙五年(1178年),宋代地理名著。周去非撰,共十卷。 淳熙中官桂林通判。系随事条录见闻。东归后因问岭外事者甚多,书以代答,故名。于淳熙五年(1178)成书,共10卷,20门,294条,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今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北户录》是唐代岭南中国风土录。三卷。段公路著。约咸通十二年(871)从茂名归南海。其先仕南粤,后官万年县尉,是书为作者亲自南游五岭间采撷民间风土、习俗、歌谣、哀乐等而作。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训蒙骈句》按韵部的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潜夫论》是东汉思想家王符的作品,凡十卷三十六篇。其内容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历史、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潜夫论》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深刻揭露了社会上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对统治者加以劝诫。
《孔丛子》是一部相当于“孔家杂记”的书,主要记述孔子及其家族后裔子思、子高、子上、子顺、子鱼等十几位孔子后代子孙的言语行事,书末又附缀孔臧所著之赋和书上下两篇,而别名为《连丛》。旧题鲁国孔鲋撰。历来被认为是从家族角度理解孔子及其后人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由于分卷不同,形成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见之于《四库全书》的3卷本,一个是为《四部丛刊》所收的7卷本。这里选择的是《四部丛刊》所收的7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