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宋史》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北史》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龙川别志》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风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
《越绝书》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沈德符撰。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撰成该书﹐二十卷﹐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卷(一说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颇具特识。该书记述起於明初﹐迄於万历末年,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史料。
《都城纪胜》,南宋笔记,作者是耐得翁(生卒年不详),姓赵,当为南宋宁宗、理宗时人,其身世事迹无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写成该书。
“三事忠告”是《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及《庙堂忠告》三书之合称。《牧民忠告》系张养浩任县令时著,二卷,分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十章。《风宪忠告》为张养浩任御史时著,一卷,分自律、示教、询访、按行、审录、荐举、纠弹、奏对、临难、全节十篇。《庙堂忠告》为张养浩任参议中书省时著,分修身、有贤、重民、远虑、调变、任怨、分谤、应变、献纳、退休十篇。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黄士宏合三书为《为政忠告》,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有《贷园丛书》本。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
《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
《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功、立言、立业”皆以 “立德”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作者程登吉。《幼学琼林》初为明代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编著,本名《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 内容以介绍综合知识为主,天文地理、家庭饮食、花鸟兽木等无所不包,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文字形式上,不拘泥于四言,灵活运用杂言,只注重两两相对,不强求整齐押韵。编排上以内容分类,分别介绍各类常用词、成语及掌故。其中有些词和成语的解释我们至今仍在使用。
《中说》反映王通的思想,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
《北溪字义(繁体竖排版)》中的北溪字义原名字义详讲,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晚年讲学,由他的学生王隽笔录整理的。因为严格的讲,该书内容主要是阐释朱熹的理学思想,而不是一无依傍地疏解四书原义,所以,作者沿用了过去用得较多而又比较简明的北溪字义为书名。
《孔丛子》是一部相当于“孔家杂记”的书,主要记述孔子及其家族后裔子思、子高、子上、子顺、子鱼等十几位孔子后代子孙的言语行事,书末又附缀孔臧所著之赋和书上下两篇,而别名为《连丛》。旧题鲁国孔鲋撰。历来被认为是从家族角度理解孔子及其后人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由于分卷不同,形成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见之于《四库全书》的3卷本,一个是为《四部丛刊》所收的7卷本。这里选择的是《四部丛刊》所收的7卷本。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