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明余庆(约公元588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隋代平原鬲(今山东平原北)人,明克让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陈末隋初间前后在世。善为诗,仕隋官至司门郎。大业十四年(618),越王杨侗称帝,为国子祭酒,今存诗二首。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强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