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初夏的天气盛阳,草木都已经长得茂盛。
我怀着内心的深沉的悲哀,匆匆踏上这南国的土地。
眼前一片苍茫,听不出丝毫声响。
我九曲的回肠缠着悒郁的愁绪,我遭到患难啊,是这样地穷愁困厄。
抚念我的情感,反省我的初志,又只好把难言的冤屈压抑在心底。
方正的被刻削得圆滑了,正常的法度却没有变易。
如果转化初衷,改道而行,那是正直的君子所鄙弃的。
守绳墨而不变易,照旧地按着规矩。
内心充实而端正,自有那伟大的人物称善赞美。
巧匠倕还没有挥动斧头,谁能看得出曲直和规矩?
黑色的花纹放在幽暗的地方,盲人说它没有纹章。
离娄微闭着眼睛,盲者说他的目盲。
白的要说成黑,把上面的倒置下方。
凤凰关进笼中,鸡鸭却舞蹈翱翔。
玉与石混淆在一起,有人拿来一斗而量。
那些党人就是这般地鄙陋愚固啊,他们又怎能理解我心之所善。
责任大,担子重,却陷于沉滞,不被重用。
贤能的人虽然怀瑾握瑜,被逐困穷又怎能献示于人。
村里的狗群起而狂吠,只因为它们少见多怪。
小人们非难和疑忌俊杰,是他们庸夫俗子的本性。
我举止清疏而内质朴实,他们当然不懂得我的异彩。
有用的材料被丢积在一边,人的才华就是这样被掩埋。
我仁之又仁义之又义,忠诚老实以充实自己。
舜帝已死不可再生,有谁来赏识我这样的气宇。
自古来,贤圣不必同时,这到底是什么缘分?
夏禹和商汤已经远隔,就追慕也不能再世。
抑制着心中的愤恨,须求得自己的坚强。
身遭不幸,只要我不变节,就会找到我所向往的圣人。
回路北上去寻找归宿,日已昏昏,天色将暮。
姑且吐出我的悲哀,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尾声:
浩荡的沅水湘水呵,每天每日地奔流不息。
长远的路程阴晦幽蔽,是遥远而蛮荒的旅程。
不断地呕吟悲伤,永远地叹息凄凉。
世间上既没有知己,有何人可以商量。
我为人诚心诚意,但有谁为我佐证。
伯乐呵已经死了,千里马有谁品评?
各人的禀赋有一定,各人的生命有所凭。
我要坚定我的志趣,决不会怕死贪生。
无休无止的悲哀,令人深长叹息。
世间混浊无人了解我,人心难测,没有人可以听我表叙。
人生一死不可回避,但愿世上没有什么使我矜惜。
请记下这件事吧,后进诸君,我将永远以先贤为榜样而前行!
注释
汩(yù cú)徂:疾行。
眴(shùn):同“瞬”,看的意思。
纡轸:委曲而痛苦。
离慜(mǐn):遭忧患。鞠:困穷。
刓(wán)方以为圜(yuán):把方的削成圆的。刓:削。圜,同“圆”。
常度:正常的法则。替:废也。
易初:变易初心。本迪:变道。
章:明也。志:记也。
倕(chuí):人名,传说是尧时的巧匠。斵(zhuó):砍,削。
蒙瞍(méngsǒu):瞎子。章:文彩。
离娄:传说中的人名,善视。睇(dì):微视。
瞽(gǔ):瞎子。
笯(nú):竹笼。
鹜:鸭子。
臧:同“藏”。指藏于胸中之抱负。
瑾、瑜:均美玉。
委积:丢在一旁堆着。
遌(è):遇。
邈:遥远。
大故:死亡。
汩:指水流疾貌,或为水的急流声。
脩:长。
唫:同“吟”。此下四句据《史记》补入。
焉:怎么,哪里。程:量也。
错:同“措”,安排。
曾:同“增”。爰(yuán)哀:悲哀无休无止。
爱:吝惜。
类:楷式,法。▲
此诗写作时间大约可以定位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屈原流放中怀念长沙的诗作,大约作于到达长沙之前,而在《九章·哀郢》之后,是屈原决心自杀的预告。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