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回忆当年在午桥畅饮,在座的都是英雄豪杰。月光映在河面,随水悄悄流逝,在杏花稀疏的花影中,吹起竹笛直到天明。
二十多年的经历好似一场梦,我虽身在,回首往昔却胆战心惊。闲来无事登上小阁楼观看新雨初睛的景致。古往今来多少历史事迹转瞬即逝,只有把它们编成歌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
注释
临江仙:词牌名,又称《鸳鸯梦》、《雁后归》、《庭院深深》。双调,上片五句,押三平韵,三十字;下片同,共六十字。
午桥:在洛阳南面。坐中:在一起喝酒的人。
豪英:出色的人物。这两句说:想从前在午桥桥头饮宴,在一起喝酒的都是英雄好汉。
长沟流月:月光随着流水悄悄地消逝。去无声:表示月亮西沉,夜深了。
疏影:稀疏的影子。这两句说,在杏花稀疏的影子里吹起短笛,一直欢乐到天明。
二十余年: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包括北宋亡国的大变乱)。堪惊:总是心战胆跳。
新晴:新雨初晴。晴,这里指晴夜。渔唱:打鱼人编的歌儿。
三更:古代漏记时,自黄昏至拂晓分为五刻,即五更,三更正是午夜。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旬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旬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这首《临江仙》词大概是在公元1135年(宋高宗绍兴五年)或1136年(绍兴六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当时作者四十六或四十七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洛阳中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备尝艰苦,而南宋朝廷在南迁之后,仅能自立,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但是当他作词以抒发此种悲慨之时,并不直抒胸臆,而且用委婉的笔调唱叹而出(这正是作词的要诀)。上片是追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南,唐朝裴度有别墅在此。“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句,的确是造语“奇丽”(胡仔评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一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宛然出现词人心目中。但是这并非当前实境,而是二十多年前浩如烟海的往事再现而已。刘熙载说得好,“陈去非……《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艺概》卷四)下片起句“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凉。”一下子说到当前,两句中包含了二十多年无限国事沧桑、知交零落之感,内容极充实,运笔也极空灵。“闲登小阁”三句,不再接上文之意进一步抒发悲叹,而是直接去写,作者想到国家的兴衰自己的流离失所,于是看新晴,听渔唱,将沉重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旷达之情。
这首词节奏明快,浑成自然,如水到渠成,不见矫揉造作之迹。张炎称此词“真是自然而然”(《词源》卷下)。然“自然”并不等于粗露浅显,这就要求作者有更高的文学素养。彭孙遹说得好,“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若《无住词》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金粟词话》)。
陈与义词作虽少,但却受后世推重,而且认为其特点很像苏东坡。南宋黄升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清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白雨斋词话》卷一)陈与义填词时是否有意模仿苏东坡呢?从他的为人,诗作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意模仿,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陈与义作诗,近法黄(庭坚)、陈(师道),远宗杜甫,不受苏诗影响。至于填词,乃是他晚岁退居时的遣兴之作,他以前既非专业作词,所以很不留心当时的词坛风气,可见并未受其影响。譬如,自从柳永、周邦彦以来,慢词盛行,而陈与义却未作过一首慢词;词至北宋末年,专门雕饰,有矫揉造作之感,周邦彦是以“富艳精工”见称,贺铸亦复如是,而陈与义的词独是疏快自然,不假雕饰;可见陈与义填词是独往独来,自行其是,自然也不会有意学苏(东坡)的。
不过,他既然擅长作诗,晚岁填词,运以诗法,自然也就会不谋而合,与苏相近了。以诗法入词,固然可以开拓内容,独创新意,但是仍必须保持词体本质之美,而不可以流露出直粗疏,失去词意。苏东坡是最先“以诗为词”的,但是苏词的佳作,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洞仙歌》(冰肌玉骨)、《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虞美人》(乳燕飞华屋)诸作,都是“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夏敬观手批《东坡词》,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评词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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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汉族,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现在属河南)。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著有《简斋集》。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