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深秋的清晨,黄菊枝头显露出了阵阵寒意,人生短促,今朝有酒今朝醉。冒着斜风细雨吹笛取乐,酒醉里倒戴帽子、摘下菊花簪在头上。
要趁着身体健康努力加饭加餐,在佳人歌舞的陪伴下尽情欢乐。头上黄花映衬着斑斑白发,兀傲的作者就要以这副疏狂模样展示在世人面前,任他们冷眼相看。
注释
史应之:据黄庭坚《山谷诗内集》卷十三《戏答史应之三首》任渊注:史应之,名铸,眉山人,落魄无检,喜作鄙语,人以屠僧目之。客泸、戎间,因得识山谷。
莫放:勿使,莫让。
簪(zān)花:以花插头。倒著冠:倒戴着冠儿。此句暗用山简典故,表现不拘世俗、风流自赏的生活态度。《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日:‘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芋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白接篱,头巾。
且加餐:《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李白《代佳人寄翁参枢先辈》:“直是为君餐不得,书来莫说更加餐。”
黄花:同黄华,指未成年人。白发:指老年人。牵挽:牵拉,牵缠。
付与:给与,让。
冷眼:轻蔑的眼光。
参考资料:
此词是黄山谷与甘居山野、不求功名的“眉山隐客”史应之互相酬唱之作,全词通过一个“淫坊酒肆狂居士”的形象,展现了山谷从坎坷的仕途得来的人生体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苦闷和激愤。词中所塑造的狂士形象,是作者自己及其朋友史念之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一时代中不谐于俗而怀不平傲世之心的文人的形象。
上片是劝酒之辞,劝别人,也劝自己到酒中去求安慰,到醉中去求欢乐。首句“黄菊枝头生晓寒”是纪实,点明为重阳后一日所作。因史应之有和词,故自己再和一首,当亦是此数日间事。赏菊饮酒二事久已有不解之缘,借“黄菊”自然过渡到“酒杯”,引出下一句“人生莫放酒杯干”。意即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着意写出酒后的浪漫举动和醉中狂态,表明酒中自有另一番境界。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都是不入时的狂放行为,只有酒后醉中才能这样放肆。
下片则是对世俗的侮慢与挑战。“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仍是一种反常心理,其含意于世事纷扰,是非颠倒,世风益衰,无可挽回,只愿身体长健,眼前快乐,别的一无所求。这是从反面立言。“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则是正面立言。菊花傲霜而开,常用以比喻人老而弥坚,故有黄花晚节之称。这里说的白发人牵换着黄花,明显地表示自己要有御霜之志,决不同流合污,而且特意要表现给世俗之人看。这自然是对世俗的侮慢,不可能为时人所理解和容忍。
此词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类似狂人的形象,抒写了山谷久抑胸中的愤懑,表现出对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无言的反抗。词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以自乐自娱、放浪形骸、侮世慢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郁结的愤懑与不平,对现实中的政治迫害进行调侃和抗争,体现了词人挣脱世俗约束的高旷理想。主人公旷达的外表后,隐藏着无尽的辛酸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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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大约作于元符二年(1099)重阳节之后数日,当时黄庭坚在戎州(今四川宜宾)贬所,此时处于贬谪中整整四年,心情抑郁。本词同调同韵共有三首,此为第二首。第一首有副题曰:“明日独酌自嘲呈史应之。”之后史应之做了和作,这首词是黄庭坚在宴席间对史应之和作的再和。
参考资料: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